终于解脱了
加了个Yupoo相册插件
最近在看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很有收获。我从小就喜欢读历史方面的书籍，小时候最爱看也是看得最多的一本书是一套3本装的《上下五千年》，所以从小到大，我历史一向学的很好，上高一历史还是必修课时ms还考过年级第一。
废话少讲。最近看到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柳永的，对于柳永这个词人，我本来是不大喜欢的，他的花间词写得好是好，但总感觉太艳了，不如苏辛来的大气。但是看完下面这则故事后，我对他的好感倍增。柳永曾经在他的一首词里写过这么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盏低吟”，后来柳永也像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一样，走科举之路考功名去了。当朝的是北宋第四任皇帝赵受益，他在审阅科举名单时，看到了柳永的名字，一面把他的名字一笔划去，一面说道：“去浅盏低吟吧，还要什么功名。”如果换作是其他心理素质不好的人，遇到皇上的这道封杀令说不定早就想不开投河了，但柳永却很幽默的称自己的那首词是《奉旨填词》，哈哈，难得他这样想得开。
柳永的这种幽默感在中国文人身上是很少见的，尤其是在宋朝那群超级严肃的文人身上。
说到严肃，就不得不提与柳永同时代的司马光了。司马光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痕迹，但真正让我记忆深刻的只有3件事：砸缸；编写《资治通鉴》；作为保守派领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被编写进小学语文课本的，当时老师还用这件事情对我们进行淳淳善诱，让我们学习司马光小朋友不拘一格开阔的思维方式，遇到困难要多多开动脑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这本史书可以说是影响力最大的一本编年体史书，清朝的康熙大帝对其更是爱不释手，评价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这也算是司马光做的一件好事。
如果说前两件事都是正面的积极的，那么第三件事作为保守派领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就没那么光彩了。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宋朝中兴的一个机会，如果成功，对宋王朝的帮助不亚于当年商鞅变法对秦国的益处。但是在以司马光为首的儒家保守派们的包围下，王安石变法最后还是落得个失败的结局。为了反对变法，司马光甚至把当朝皇帝赵顼的母亲高太后也拉进了自己的阵营。于是从小便长在深宫中的赵顼即便是再英明果敢，也抵抗不住满朝大臣和自己母后的群起攻之，只好弃用王安石，重新任用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重新上台以后，立刻废止了所有的变法项目，甚至连很多旧党都不得不称好的“募役法”也被全盘废止。那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们也落得个被贬黜的下场。这其中最倒霉的其实是苏轼，因为苏轼并不是所谓的新党，但是他对司马光不加甄辨全盘废止新法的做法不满，于是就向司马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结果被司马光一口回绝。苏轼对于司马光的这种专制的做法很不满，他愤然道：“从前总是听你称赞历史上哪些人能据理力争，能直言纳谏，结果到了自己身上，却做得是完全相反的事情”。结果，倒霉的苏轼被旧党们搞了个“乌台诗案”贬黜到地方去了。这次的贬黜，对于苏轼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场毁灭性的打击，但对于整个的中国文化史，却不见得是件坏事。中国历史少了一个勾心斗角的政客大官，却多了一个胸襟开阔的全能文人。
司马光身上所具有的僵化的儒家思想的保守在“濮议事件”上到达了顶峰。上文提到的那个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便收养了自己的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曙作为继承人。等到赵曙继位，一件我们现代人既不会遇到也不可能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赵曙应该如何称呼生父赵允让？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观点，当然是叫“爸爸”了，但司马光们却不这样想，原因是他们认为赵曙被赵受益收养，属于“小宗”入继“大宗”，在儒家宗法制度下，应以大宗为主，对于大宗的“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应该称其为“伯父”而不是“父亲”。从司马光小时候的砸缸救人，到后来的濮议事件，僵化的儒家思想对宋朝士大夫的影响程度之深和危害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到了南宋时期，出了个理学家朱熹，更是把儒家思想进一步僵化，只有朱熹自己注解的“四书五经”才是正统的官学，其他人的注解版本都算“非法出版物”。讽刺的是，朱熹自己曾写过这样一句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跟司马光一样，典型的嘴里说一套手里做一套的伪君子作风。
我们常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么说绝对是有根据的。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濮议事件在历史上发生了不只一次。到了明王朝，这个宋王朝后的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濮议事件”又一次发生了。这一次不知道该叫自己爸爸什么的主角换成了朱厚熜。如果说与宋朝的濮议事件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这次的“大礼议”变得更加热闹有趣。赵曙再怎么说也是赵受益从小便抱进宫中当作亲生儿子养的，而这个朱厚熜却是上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二人连面都没见过。这次的问题是朱厚熜应该叫自己的父亲什么？按照儒家的宗法制度，朱厚熜应该叫朱厚照的爸爸（也就是朱厚熜自己的伯伯）朱祐樘为爸爸，因为朱祐樘是大宗的法定父亲，而称自己的生父为叔叔。这次士大夫大臣们闹得更大，不过在整个统治期间一贯冥顽不灵的朱厚熜却在父母血肉亲情的感召下开光了一次，坚决称自己的父亲为父亲，甚至还对那些以辞职相逼的大臣实施了严厉的打击，才算了解了这个事件。
明王朝和宋王朝的历史相似之处绝不止这么一处，这种惊人的相似在两位民族大英雄身上又得到了一次体现。这两位民族英雄便是宋朝的岳飞和明朝的于谦。两人都是抗击北方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都深受百姓的爱戴；都取得过彪炳的战绩；都有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甚至连死法，两人都差不多，岳飞死于秦桧的“莫须有”罪名，而于谦的罪名是“意图迎立藩王”，都是完全的无中生有。在如此多相似之处当中最不同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两人被皇帝除掉的原因却截然相反。岳飞死于宋高宗赵构之手，原因是岳飞的人生理想是“一血靖康之耻，赢回徽钦二帝”，而岳飞没考虑到这其实恰恰是赵构最害怕的事情。赢回了徽钦二帝，他这个皇帝怎么当？赵构的这个软肋被秦桧狠狠的抓在手里，才有了岳飞的遇害。而于谦的情况正相反，如果说岳飞是死于新皇帝的话，那么于谦便是死于旧皇帝之手。明朝土木之变后，皇帝朱祁镇被瓦剌抓走，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果断继位，不受鞑靼的胁迫，并且任用于谦整治军队和全国事务，结果使明王朝有了9年的安定。与宋朝徽钦两帝命运不同的是，朱祁镇后来“幸运的”（对当时的百姓来说，这绝对是种天大的不幸）被鞑靼放回来了，而朱祁钰也没有像赵构那样拒绝救回旧帝。回来后的朱祁镇只被封了个亲王，但他对于“篡位”的朱祁钰和朱祁钰重用的于谦一直怀恨在心，等到朱祁钰病重时，等不及的把王位抢了回来。为了表明他抢回王位的必要性，便以“迎立藩王”的罪名把于谦逮捕了。后来发现召集藩王进京的令牌一直在深宫中未动，便在“迎立藩王”前加了“意图”两字把于谦杀害了。
可怜岳飞和于谦两位民族英雄，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解不开的死结下，空有一腔报国热血，却最终死于谄媚小人和昏庸皇帝的陷害。
最后，就用岳飞的《满江后》和于谦的《石灰吟》作为本文的结尾，来纪念一下他们在历史上作为中国人写下的浓重一笔。
满江红（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石灰吟（于谦）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ps 扇子觉得柏杨这本《中国人史纲》确实是本不错的历史书籍，推荐给喜欢历史的朋友阅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您买书时最好不要直接在新华书店这样的大书店购买，当然我不是让您买盗版。我的意思是，您可以选择网上购买的方式，比起不打折的新华书店，当当网和卓越网的价格还是低的相当有诱惑力。
废话少讲。最近看到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柳永的，对于柳永这个词人，我本来是不大喜欢的，他的花间词写得好是好，但总感觉太艳了，不如苏辛来的大气。但是看完下面这则故事后，我对他的好感倍增。柳永曾经在他的一首词里写过这么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盏低吟”，后来柳永也像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一样，走科举之路考功名去了。当朝的是北宋第四任皇帝赵受益，他在审阅科举名单时，看到了柳永的名字，一面把他的名字一笔划去，一面说道：“去浅盏低吟吧，还要什么功名。”如果换作是其他心理素质不好的人，遇到皇上的这道封杀令说不定早就想不开投河了，但柳永却很幽默的称自己的那首词是《奉旨填词》，哈哈，难得他这样想得开。
柳永的这种幽默感在中国文人身上是很少见的，尤其是在宋朝那群超级严肃的文人身上。
说到严肃，就不得不提与柳永同时代的司马光了。司马光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痕迹，但真正让我记忆深刻的只有3件事：砸缸；编写《资治通鉴》；作为保守派领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被编写进小学语文课本的，当时老师还用这件事情对我们进行淳淳善诱，让我们学习司马光小朋友不拘一格开阔的思维方式，遇到困难要多多开动脑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这本史书可以说是影响力最大的一本编年体史书，清朝的康熙大帝对其更是爱不释手，评价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这也算是司马光做的一件好事。
如果说前两件事都是正面的积极的，那么第三件事作为保守派领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就没那么光彩了。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宋朝中兴的一个机会，如果成功，对宋王朝的帮助不亚于当年商鞅变法对秦国的益处。但是在以司马光为首的儒家保守派们的包围下，王安石变法最后还是落得个失败的结局。为了反对变法，司马光甚至把当朝皇帝赵顼的母亲高太后也拉进了自己的阵营。于是从小便长在深宫中的赵顼即便是再英明果敢，也抵抗不住满朝大臣和自己母后的群起攻之，只好弃用王安石，重新任用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重新上台以后，立刻废止了所有的变法项目，甚至连很多旧党都不得不称好的“募役法”也被全盘废止。那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们也落得个被贬黜的下场。这其中最倒霉的其实是苏轼，因为苏轼并不是所谓的新党，但是他对司马光不加甄辨全盘废止新法的做法不满，于是就向司马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结果被司马光一口回绝。苏轼对于司马光的这种专制的做法很不满，他愤然道：“从前总是听你称赞历史上哪些人能据理力争，能直言纳谏，结果到了自己身上，却做得是完全相反的事情”。结果，倒霉的苏轼被旧党们搞了个“乌台诗案”贬黜到地方去了。这次的贬黜，对于苏轼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场毁灭性的打击，但对于整个的中国文化史，却不见得是件坏事。中国历史少了一个勾心斗角的政客大官，却多了一个胸襟开阔的全能文人。
司马光身上所具有的僵化的儒家思想的保守在“濮议事件”上到达了顶峰。上文提到的那个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便收养了自己的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曙作为继承人。等到赵曙继位，一件我们现代人既不会遇到也不可能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赵曙应该如何称呼生父赵允让？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观点，当然是叫“爸爸”了，但司马光们却不这样想，原因是他们认为赵曙被赵受益收养，属于“小宗”入继“大宗”，在儒家宗法制度下，应以大宗为主，对于大宗的“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应该称其为“伯父”而不是“父亲”。从司马光小时候的砸缸救人，到后来的濮议事件，僵化的儒家思想对宋朝士大夫的影响程度之深和危害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到了南宋时期，出了个理学家朱熹，更是把儒家思想进一步僵化，只有朱熹自己注解的“四书五经”才是正统的官学，其他人的注解版本都算“非法出版物”。讽刺的是，朱熹自己曾写过这样一句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跟司马光一样，典型的嘴里说一套手里做一套的伪君子作风。
我们常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么说绝对是有根据的。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濮议事件在历史上发生了不只一次。到了明王朝，这个宋王朝后的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濮议事件”又一次发生了。这一次不知道该叫自己爸爸什么的主角换成了朱厚熜。如果说与宋朝的濮议事件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这次的“大礼议”变得更加热闹有趣。赵曙再怎么说也是赵受益从小便抱进宫中当作亲生儿子养的，而这个朱厚熜却是上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二人连面都没见过。这次的问题是朱厚熜应该叫自己的父亲什么？按照儒家的宗法制度，朱厚熜应该叫朱厚照的爸爸（也就是朱厚熜自己的伯伯）朱祐樘为爸爸，因为朱祐樘是大宗的法定父亲，而称自己的生父为叔叔。这次士大夫大臣们闹得更大，不过在整个统治期间一贯冥顽不灵的朱厚熜却在父母血肉亲情的感召下开光了一次，坚决称自己的父亲为父亲，甚至还对那些以辞职相逼的大臣实施了严厉的打击，才算了解了这个事件。
明王朝和宋王朝的历史相似之处绝不止这么一处，这种惊人的相似在两位民族大英雄身上又得到了一次体现。这两位民族英雄便是宋朝的岳飞和明朝的于谦。两人都是抗击北方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都深受百姓的爱戴；都取得过彪炳的战绩；都有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甚至连死法，两人都差不多，岳飞死于秦桧的“莫须有”罪名，而于谦的罪名是“意图迎立藩王”，都是完全的无中生有。在如此多相似之处当中最不同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两人被皇帝除掉的原因却截然相反。岳飞死于宋高宗赵构之手，原因是岳飞的人生理想是“一血靖康之耻，赢回徽钦二帝”，而岳飞没考虑到这其实恰恰是赵构最害怕的事情。赢回了徽钦二帝，他这个皇帝怎么当？赵构的这个软肋被秦桧狠狠的抓在手里，才有了岳飞的遇害。而于谦的情况正相反，如果说岳飞是死于新皇帝的话，那么于谦便是死于旧皇帝之手。明朝土木之变后，皇帝朱祁镇被瓦剌抓走，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果断继位，不受鞑靼的胁迫，并且任用于谦整治军队和全国事务，结果使明王朝有了9年的安定。与宋朝徽钦两帝命运不同的是，朱祁镇后来“幸运的”（对当时的百姓来说，这绝对是种天大的不幸）被鞑靼放回来了，而朱祁钰也没有像赵构那样拒绝救回旧帝。回来后的朱祁镇只被封了个亲王，但他对于“篡位”的朱祁钰和朱祁钰重用的于谦一直怀恨在心，等到朱祁钰病重时，等不及的把王位抢了回来。为了表明他抢回王位的必要性，便以“迎立藩王”的罪名把于谦逮捕了。后来发现召集藩王进京的令牌一直在深宫中未动，便在“迎立藩王”前加了“意图”两字把于谦杀害了。
可怜岳飞和于谦两位民族英雄，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解不开的死结下，空有一腔报国热血，却最终死于谄媚小人和昏庸皇帝的陷害。
最后，就用岳飞的《满江后》和于谦的《石灰吟》作为本文的结尾，来纪念一下他们在历史上作为中国人写下的浓重一笔。
满江红（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石灰吟（于谦）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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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4-8 14:45 | 分类: 
